第二部就是千呼萬喚的《特攻聯盟》啦。
主角跟很多人一樣都是路上可見的平凡學生；每天上學，注意身材火辣的英文老師，偷看隔壁班的正妹，跟一群好友討論漫畫，回家打手槍，然後，還是打手槍。日復一日每天過著相同的生活。終於有一天受不了，覺得自己應該做些什麼才行。於是看著漫畫中的超級英雄，心中的熱血就這樣被點燃了。
雖然很蠢，但這點倒讓我感同身受。很多人(包括我)過慣庸碌的生活後覺得自己總該做些什麼有意義的事。而不是每天打卡上班，被老闆罵的焦頭爛額，準備報告，討好客戶，打卡下班，回家看電視，做愛，然後睡覺。而是像《Into The Wild》那樣計畫一趟遠方的自助旅行。我相信每個人的血液裡都流著一股天生追逐流浪的熱血。不該只因為外在的物質而不得不將工作放進背包，放棄想了好多年的旅行。(這又鬼打牆到前面的背包了)
蜘蛛人有句名言：『能力越大，責任越重。』
特攻聯盟的主角既沒有被蜘蛛咬到然後突然會噴絲，沒有被蝙蝠嚇到就立志成為上忍，也沒有被恐怖份子抓到山洞叫他快點變成機器人，更不會一生氣就臉綠得把衣服撐破(奇怪為什麼浩克的褲子不會破？難道是NASA特殊研發？)，但什麼都沒有的主角卻說了一句更重要的話：
Kick ass：『沒有能力，不代表沒有責任。』
我們每個人能幫助到弱小的一方是有限的，但絕非完全沒有，村上春樹在以色列接受耶路撒冷文學獎的時候說過：『若要在高聳的堅牆與以卵擊石的雞蛋之間作選擇，我永遠會選擇站在雞蛋那一邊。』
對於我這等平庸的人來說，絕對不是能自由選擇站哪一邊的強者。我只是一顆易碎的雞蛋。好吧，既然我已經知道並且承認自己是脆弱的雞蛋，那什麼會是我的高牆？(寫到這我停筆了好久，不停反覆問自己到底什麼是我的高牆。但我卻寫不出來。不是不清楚自己的敵人是誰，而是這個問題繁瑣複雜到我打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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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並不是只有一個角度，還有更深的思考。這樣想吧。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是一顆雞蛋。我們都是獨一無二，裝在脆弱容器理的靈魂。對我來說是如此，對諸位來說也是一樣。我們每個人也或多或少，必須面對一堵高牆。這高牆的名字叫做體制。體制本該保護我們，但有時它卻自作主張，開始殘殺我們，甚至讓我們冷血、有效，系統化的殘殺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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蝙蝠俠把身影埋入黑夜選擇當黑暗騎士，鋼鐵人拒絕國防局一肩扛起保護世界責任，守護者最後勇敢出來面對的變臉羅夏，蜘蛛人只會打嘴砲，浩克的褲子應該是奈米最新科技產品，每個超級英雄都有自己的高牆與雞蛋。
大部分的人在看完新聞後總會碎碎念幾句：『那些虐待動物的人真該死，八八風災的災民真慘噎，那些沒飯吃的小孩好可憐噢，又有可惡的青少年將路人圍毆致死了，是哪個腦袋破洞的法務部長跳出來想廢除死刑，地球暖化好嚴重噢。』然後呢？
注意力還不是被下一則娛樂新聞拉過去。剛才憤憤不平的情緒一下子就消失無蹤，好像從沒發生過似的開始討論起另一個根本毫無相關的話題。嘴巴上說節能省碳走出餐廳就在路上亂丟垃圾的大有人在。
當然我不敢說自己不是那種人。
我曾經在賭博電動場外看見警察拉住一台摩托車的後把，機車的主人不停的加速想向前逃開。就這樣僵持了兩秒後那名警察還是撐不住機車的動力雙手放掉。我跟朋友猶豫幾秒後馬上追了上去。但可惜最後還是沒追到。
我在八八風災的幾天後到活動中心幫忙運送各地送來的貨資，有泡麵、掃把、畚箕、清潔袋、洗衣精、漂白水、耙子、鏟子、大型垃圾筒、礦泉水、飲料、餅乾。將這些東西搬運分類整理，好讓在第一線的義工能在第一時間拿到需要的東西。
也跟隨安泰醫院的義工團到過林邊鄉的某個小村落幫忙替災民或幫忙清理環境的阿兵哥看病(其實我只是做登記的而已) 。雖然這點力量很輕微很渺小，但總算有幫忙到一些人。在他們帶著微笑跟我說謝謝的時候，我知道這份溫暖終究有傳遞到人們的心頭。
如果我在看見的當下毫不猶豫地衝上前去幫忙，那名畏罪逃逸的人是否就無法逃離了呢？如果我只是在電視機前說好可憐噢，然後什麼都不做，這樣跟只會冷眼旁觀，慶幸沒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人有什麼兩樣。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點力量，只是想做跟不想做而已。
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上課的時候有三個不認識的外校生在我們教室外面徘徊不去。我一直很好奇他們到底要幹麻。等下課的時候班上有位女同學什麼都沒說的就走出去。一問之下才知道其中那個看起來像帶頭的是她男友，不過兩人說話的表情好像有點不太對勁，但我沒想太多就繼續跟朋友在教室裡頭下象棋。
下著下著，突然聽到那位女同學叫了一聲。我出去一看，發現她跌坐在地上雙眼泛紅，看起來像被推倒的樣子，而她男友則過分的用髒話辱罵她。事後仔細回想，我當時應該要衝過去扶起那個女生的，至少也該過去的。但我沒有。其他人也沒有。大家完全楞住的看著她緩緩地從地上撐起，一個人默默的走進教室裡頭。
看著她趴在桌子上。我越想越難過，我怎麼會沒有幫她呢？每當想起這件事時都會責怪自己為什麼會那麼懦弱，不勇敢。我應該要幫她的啊。後來的後來我才知道這叫旁觀者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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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旁觀者效應」指的是個人因為知覺了團體的存在，就把個人本來要參與某件事的行動力減弱了，換句話說，個人本來擁有的或強或弱的責任感，會經由團隊的被感知（perception）而擴散（diffuse）、減弱，最後消失了。
這個現象在1970年代被研究者廣為宣導，而大家共同舉的例子就是1964年春天發生在紐約市皇后區的凱蒂‧吉諾維斯（Kitty Genovese）謀殺案，其中最駭人聽聞的是，凶手在路燈通明的街道上公然殺人，而38位住在附近公寓裡的目擊者，沒有報警，也沒有出聲阻止，當然更沒有人跑出去英雄救美，大家只是眼睜睜看著街頭「上演」類似電視影集的一場「逼真」謀殺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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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出電影院時全身被無力感淹沒。天空雨勢變小，我把雨衣跟MP3放進後座，現在不想聽音樂。我一面緩慢的騎著，一面想起好多事情。我像對著鏡子說話般自言自語，看著遠方工廠排放出來的廢氣跟烏雲融合在一塊，分不出從哪裡開始是廢氣哪裡開始是烏雲。看起來像久未使用的家具上頭那層薄薄的灰塵般，讓人忍不住想用手指抹出一道乾淨的痕跡。
一陣聲響悄悄地落在安全帽上，又下雨了。
